义熙六年（410年）五月，气吞万里如虎的东晋战神刘裕却面临一生最大危机。天师道水军从广州杀来，连续占领湘州、江州、豫州，取晋朝半壁江山，暴兵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沿江而下证券配资APP，进犯首都建康。而建康城内仅有数千士兵，北伐南燕的北府军主力则还在半路，根本来不及南下救援。
其实五月初七豫州刺史刘毅在江州桑落洲惨败之后，五月初八刘裕就开始准备迎敌了。既然建康城中兵力不足，那就先从百姓中招募勇士，为了能够招到更多的兵，刘裕让朝廷实行大赦，将非死罪的罪犯全都放出牢狱，鼓励他们参军立功重回社会。为此，刘裕还下令大开赏格，声称此次投军并建功的，按当年京口建义的1566位复国功勋的超高待遇给予封赏。同时发动居民修缮石头城要塞，整个建康实行戒严。
建康城所在的地形，西面、南面是长江，石头城就是当年孙权在建康西面长江江滨石头山（今南京清凉山）楚国金陵邑原址上修筑的一片城垒，但当时它还都是土坞，直到义熙初年在刘裕的主持下才“加砖累甓，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刘宋山谦之《丹阳记》）。石头城周长七里一百步，作为建康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台城的大小相差无几（周长八里），其西、北两面可以监控长江，其南又扼秦淮河口（注1），既可以防范上游敌人舰队从建康西面的江滨登陆，也可以防止其由秦淮河口驶入建康。历史上若石头城这个制高点失守，基本建康也就丢了一多半儿；反之只要石头城不丢，就算建康城丢了都有反攻的可能（注2）。
展开剩余97%基于此，刘裕将建康的主要兵力都部署在石头城内。有人担心，刘裕押宝石头城，不管其他方向的津要，这样太冒险了。刘裕却表示：“贼众我寡，若分兵屯守，则测人虚实（把我们的虚实暴露给敌人）；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今聚众石头，随宜应赴，既令彼无以测多少，又于众力不分。若徒旅转集（等伐燕主力与各地勤王的部队都聚集过来），徐更论之耳（那时可以再商量）。”龙骧将军虞丘进又向刘裕献计，让建康军民多多砍伐树木，在秦淮河中打下木桩，以阻止敌舰由长江驶入秦淮河，另外又在石头城到秦淮河口这一段江岸上修筑栅栏，以阻止敌人登岸作战。
五月十四日，也就是刘毅在江州战败后第七天，天师道舰队出现在了建康江面上。如前所述，从寻阳到建康顺流而下，三天已经算是很慢了，他们比预计的要晚到好几天，这才给了刘裕充足的准备时间，同时也让伐燕主力多回来了一些，从而增加了不少胜算。
天师道大军为何会在关键时刻贻误了战机呢？这还是卢循与徐道覆两大首脑意见不合导致的。当初，卢循刚到寻阳的时候，听说刘裕已平定南燕，回到了建康，还有些不相信。待到在桑落洲击败刘毅，审问战俘，才得知此事为真。卢循当年曾在会稽沿海被刘裕击败过多次，对这位东晋战神怀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当初他肯在蛰伏六年后再度起兵，就是想着刘裕还远在南燕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当得知刘裕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和他的左右不由相视失色。事已至此，卢循就打算退回到寻阳，然后回头去攻打江陵，占荆、江二州，稳据上游，以抗朝廷。但徐道覆则认为机会难得，应该乘胜直进建康，两人在争执中浪费了好几天。最后，卢循才同意了徐道覆的方案，赶鸭子上架着，终于来到了建康西郊的长江之上。
东晋朝廷立刻宣布，宫城内外全面戒严。琅邪王司马德文负责都督宫城诸军事，住在中堂大殿处理军务。刘裕则驻扎石头城，随时准备抗击天师道军。
刘裕登上石头城西南面的烽火楼，亲自观望敌军的动向。他发现秦淮河北岸居然也站了很多百姓在临水观望天师道的庞大船队，不由大为奇怪——敌人都已经杀到这么近了，兵凶战危我都紧张死了，这些老百姓居然还有闲心看热闹！大家的吃瓜热情居然已经高涨到这种地步了么？我大受震撼。
一旁的参军张邵却笑道：“若节钺未反（如果您没有回来），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观望？今当无复恐耳。”
刘裕苦笑，感谢大家对我如此有信心，然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战局的发展，刘裕有如下预测：“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宜且回避，胜负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刘裕所说的新亭，在今江苏南京市南雨花台区软件大道一带，东晋时在建康宫城西南面大约十二里处，是建康西南一大要塞，也是长江东北岸的一个码头。当初桓温、桓玄进京，都是绕过石头城，沿长江直下至新亭，然后从这里上岸攻入建康的。如果卢循舰队也从这里上岸，形成平野合战之势。那么面对天师道大军的优势兵力，刘裕恐怕也只能收缩防线，避战坚守，拖住他们，等待援兵。但能不能拖住，这就不好说了。
开始时，天师道大军果然绕过了石头城，继续向长江下游新亭方向驶去，看到这一幕，就连刘裕也忍不住神色大变，这是史书记载中刘裕唯一的一次失态，可见当时的局面有危险。但就在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天师道舰队突然掉头西返，回到长江西岸的蔡洲（注3）停泊，并登岛立下了水寨，看来并不想与晋军立刻展开决战。刘裕不由狂喜，我这是走了何等的狗屎运哪，一场恶战竟然变成了持久战，真天助我也！
原来，天师道大军的两大首脑卢循与徐道覆再次发生了意见分歧。徐道覆想要在石头城上游的白石垒（注4）与下游的新亭同时登陆，然后焚烧所有的舟船，数道进攻，南北夹击，与晋军决一死战。但卢循认为这样自己就没有退路了，保险起见他认为：“大军未至，孟昶便望风自裁；以大势言之，自当计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乾没求利（投机获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卢循话说得好像很霸气，但其实内心就是怕了，他看到大战在即，百姓却云集水边看热闹，所以怀疑北伐军已经全都回来了，否则这些百姓是哪里来的自信跑出来想死吗？
所以这一次，无论徐道覆如何相争，卢循就是不听他的，徐道覆无奈，望着滔滔江水，慨然叹息：“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扎营蔡洲后，卢循又几次要求带兵登陆作战，都被卢循否决。
人要成事，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徐道覆最可悲，他既遇到了神一样的对手，又有猪一样的队友，哪怕天纵之才，最终也只能沦为逆匪，遗臭万年。
徐道覆的悲剧也告诉我们，方向比能力更重要，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年轻人千万不要因一时的诱惑而走错了路啊。
注1：即建康南面秦淮河入江之口。也就是说，石头城西、南两面都近水岸，故谢灵运《撰征赋》云“次石头之两岸，究孙氏之初基”。
注2：不过，到后来因为泥沙沉积，长江主航道不断收缩，江岸逐渐向西移动，石头城离长江越来越远，唐朝以后其地理优势已逐渐丧失，到明代以后，石头城基本上被废弃，如今那里是一座国防园，摆放着我军各种退役的重型武器。
注3：白石垒的位置，前人说法不一，南京金陵造船厂南侧象山（人台山）出土的墓志上有“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的文字，卢海鸣著作《六朝都城》据此认为该地正是白石山；该山今已不存，当时它北与老虎山相连，属幕府山余脉，海拔70米，因盛产石灰石，古称“白石山”。但也有学者认为白石垒应当是狮子山。两种说法的位置其实也相距不远，大概都距建康宫城北门20余里。
注4：在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大江中一小岛，东吴时设有客馆以招待外来使节。见刘宋山谦之《丹阳记》：“吴时客馆在蔡洲上，以舍远使。苏峻作逆，陶侃等率所统同赴京师，直指石头，次于蔡洲是也。”
《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节选（17）主笔：朱晖（闲乐生）诸葛亮第五次北伐，距离他上次北伐，又准备了三年。这三年中，诸葛亮不仅罢黜了李严，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季汉集团的团结；而且对北伐的准备更加充分。这一次，他不仅有诸葛连弩、木牛、八阵图，而且又发明了流马，修复了斜谷栈道，还在斜谷南口建造了储存粮食的邸阁，以减少战争爆发后的后勤压力。总结诸葛亮历次北伐，每次都补足了上次的短板，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个伟大政治家正在向伟大军事家方向成长。
所谓流马为何物，与木牛一样，史载亦不详，只有在《诸葛亮集》中，对其制造之法进行了简要文字描述，仍没有使用说明书与设计图。不过，相比木牛，流马的文字介绍更加细致些，不仅有各零件位置与尺寸大小，而且明确表示多孔，且孔径较大，这说明“流马”或许是由接榫组装的；不称“木马”而称“流马”，则应为滑行或水行之物。据专家推证，“流马”很可能是一种可拆卸组装的水陆两栖运输工具。
这根据的是什么呢？
路况。
原来，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走的褒斜道，是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该道由古褒国（褒姒故乡）所在的褒中县出发，由褒口进入褒水（汉水支流，又称黑龙江）河谷北行，过石门，三角城，赤崖，抵达褒水源头。此处和它对应的斜水（渭水支流，今称石头河）河谷有分水岭相隔，古称五里坂，翻越五里坂，再沿斜水北行至斜峪关，出斜谷口，便是关中重镇眉县。
秦岭一般南坡较缓，北坡陡峭（注1），所以大多数谷道的北段都较为难行。只有褒斜道的北麓斜谷因长达51公里，又有斜水冲刷，所以道路平缓，没有大的山岭，颇为便捷易行，其出口距离长安又较近，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年也曾让西汉君臣颇为心动。
原来，西汉虽以长安为都城，高屋建瓴以控天下，但一直颇受粮食问题困扰。其实，关中盆地的粮食产量还算可以，但随着汉朝大量迁徙关东豪强至长安及其陵邑，以及西北开发河西走廊及经营西域以对抗匈奴等需求，导致关中粮食供应日益入不敷出，尽管关中一直在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还在西北推广屯垦，但与激增的人口相比无异杯水车薪，所以汉朝政府每年都必须从关东运粮食过来输血，汉武帝时最多的年度要运六百万石，这些粮食转运主要靠水路，靠渭水与黄河转运。
但黄河从来不是一条安流，漕运起来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三门峡那一段，水流湍急，河中流又有巨石将河水三分，使其更加险要，常常船毁人亡，损失很大。后来唐朝曾在三门峡旁边人工开了条路，船到了这里，把粮食装上车，绕过三门峡，再重新装船水运，但这样成本又再增加了。
特别是遇到灾年，粮食需求更大，漕运跟不上，皇帝就只好带上文武百官到东都洛阳去“就食”。到洛阳有什么好处呢？粮食不用过三门峡。
正因为这样，唐朝以后再也没有朝代选择在长安建都，而是东移到了开封，以后又北移到北京。
扯远了，总之，西汉建都长安，粮食供应是大问题，所以御史大夫张汤经过调查研究，给汉武帝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建议复修褒斜栈道，以开通漕运，用褒水和斜水，来沟通渭水与汉水，这样关东的物资可以由南阳经汉水漕运到汉中，再经褒水与斜水漕运到关中，完美避开原本黄河漕运的三门峡之险。汉武帝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刻任命张汤之子张卬为汉中太守，发数万民工复修褒斜栈道，并打通漕运。但由于褒水与斜水过于湍急，且多大石险滩，水路落差很大（至今当地仍有漂流娱乐的路线），而五里坂这段陆路更多巨石，难以挖通，所以槽运之事最终没搞成功（见《史记·河渠书》），当然这工程也不是白弄了，汉武帝对褒斜道的扩修，让该道代替陈仓道成为了秦岭的最主要干道，从而使长安到汉中两地运输便捷了四百多里。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1年），汉明帝又下诏修缮褒斜道并开凿石门（注2），动用劳工76万余人，用瓦近37万器，用粟近150万斛，历时五年，终于修通褒斜道南段129公里，包括桥阁623间，大桥5座，工程极为浩大；到了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时，褒斜道又多次得到改建与维修，总之，这是秦岭谷道中道路条件最好的一条，只有漕运一事美中不足，有点可惜。
但在诸葛亮这里，美中不足，也可变为完美。
具体方法，当然就是发明流马了。此物，应该是像变形金刚一样，可随意拆卸与重新组装，从而车船两用——在陆地上就用人力搬抬或畜力牵挽，在水中之时则变为一种特制小艇，既能划行，又能用拉纤拖行，足可适应多种运输条件。在《诸葛亮集》记载的设计资料中，流马的脚较为短小，应该是牵纤时系绳或搬抬时抓握的把手；而以“方囊两枚”盛米，是其载货的部分有相当的密闭性，以适应在湍急的河谷间行驶，不至于溅湿而损坏米粮。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微型“集装箱”吧。而按照《诸葛亮集》所说，这每个“集装箱”能装“二斛三斗”粮食，合今约140斤，当水运结束需陆运时，前后二人举起搬抬，其重量亦是刚好。
基本上，自诸葛亮发明了水陆两栖的流马之后，季汉北伐就再未被后勤因素掣肘过。洮西之战后，邓艾以五个方面的因素预判姜维必定再出军，其中第三点便是“彼以船行，我以陆军，劳逸不同”（《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可见姜维后来蚕食凉州，亦是通过西汉水水陆与略阳陆路实行两栖运输，让曹魏名将都颇为头疼。
而另外一边，司马懿方面也在积极备战。事实上，早在诸葛亮三年前攻伐陇西粮尽退走之后，司马懿的军师杜袭、督军薛悌就曾提醒他说：“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我们上篇也说了，那次诸葛亮北伐，不仅汉军军粮不继，曹魏也因上邽麦田被蜀军收割大半，导致军粮捉襟见肘。最后还是靠雍州刺史郭淮凭借其在羌氐间的巨大威望，挨家挨户征粮，这才让魏军惊险渡过了粮食危机。但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羌氐本来就叛服无常，郭淮多年扎根陇西，好不容易积攒起来一点威望，可不能全透支光了。
所以杜袭、薛悌未雨绸缪，想赶紧从东边多运点粮食到陇西积攒起来，以备大战，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可司马懿却像个神奇老道般预测：“纵诸葛亮后出，亦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陇西也。且其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年不能动矣。”所以运粮大可不必，应该作长远打算，这事儿就交给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吧！
要说司马家的人才还真是多。这司马孚的能力就不在司马懿之下（注3），当时正在朝廷担任度支尚书，专门分管曹魏的税收与兵屯的统计和支调（注4），是一个财会专家级的人物。当他得知哥哥的困难后，立刻向朝廷建议将五千冀州农夫迁到上邽去屯田，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以实陇西。另外司马懿也上表明帝，设立了京兆、天水、南安三郡设立“监冶谒者”（掌管冶铁的专官，秩比六百石），大兴冶铁，更新兵器；又请准在京兆郡设立军市，筹措军饷（注5）；并修复郑国渠与白渠，增修了渭水中游的成国渠与洛水的临晋陂，以增加灌溉面积，滋养人口，作长期及更大规模战争之准备。
总之，这是一场双方都准备充分的战争。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提兵十万，粮草充足，倾国而出斜谷；魏明帝则空前重视，不仅加派征蜀护军秦朗（注6）率两万大军增援司马懿，并运送了大量粮草支援关中前线（注7），并下诏一再嘱咐司马懿坚持乌龟战术，不要怕丢人，朕坚决支持你：“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这就是曹魏高层总结诸葛亮数次北伐后形成的作战指导思想——我打不过你，难道还熬不过你吗？
注1：故各谷道的雄关大多在北出口，如褒斜道的斜峪关，陈仓道的散关，以及子午道的石羊关等。
注2：石门隧道全长16.3米，高3.4米以上，宽达4.2米，足以容许汉朝两辆马车并排通过，是世界上最早可通行车辆的穿山隧道。这在古代没有炸药的情况下工程量极其浩大，好在古人发明了“火烧水激法”，即用火烧烤待凿的山石，然后水激或醋激被火烧烤处，再用锤子敲打，原来坚硬的山石就像切豆腐一样容易。
图：褒斜道石门隧道
注3：按《晋书·安平献王孚传》：“及（魏）明帝嗣位，欲用（司马）孚，问左右曰:‘有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
注4：曹魏各军区也都有专管兵屯的长官：有度支中郎将，秩二千石，与民屯的典农中郎将平级；有度支校尉，比二千石，与民屯的典农校尉平级；有度支都尉，秩六百石，与民屯的典农都尉平级。
注5：史书上关于军市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晚期的赵国，当时李牧用这种方法使得“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就是说，李牧设军市收租税，用于幕府犒赏战士，赏赐都由他决定，不受朝廷限制，所以李牧深得士卒的爱戴。当然，李牧这么做是因为边郡距离邯郸太远，邯郸又屡遭秦国攻击，所以边郡必须自力更生；而司马懿这么做除有此考虑外，更多的是为了收揽关中军心，提高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兵权。
注6：即曹操宠妾杜氏之子，为曹操继子，此人虽低调谨慎，却颇有军事才能，曾率军击败鲜卑大佬轲比能与步度根。
注7：司马懿几年来在关中自己攒的，再加上后方输送的粮草已达到了非常惊人的数目。据史书记载，此战后第二年，关东大饥，司马懿竟“运长安粟五百万斛于京师”（《晋书·宣帝纪》），据推算，这些粮食可供应十万大军一两年的开支。
《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节选（16）主笔：朱晖（闲乐生）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经过前三次北伐后，不仅诸葛亮的战略战术水平大幅提高，而且在总结经验教训并努力科研之后，他开始正式将三项最新军事高科技发明运用于战争之中，那就是木牛、八阵图与诸葛连弩。
在古代，粮草运输多借助水路，而从荆襄到汉中再到凉州，有一条最重要的水道汉水，特别是在汉水上游略阳一带，有巨大的山间水道型湖泊，被称为“天池大泽”。而正由于天池大泽的拦截缓冲，抬高了水位，汉水上游各河道大多通航，水路交通极其便利；当初韩信能够率领汉军西取陇西、北取关中，还定三秦，打下大汉基业，靠得就是这条黄金水道！然而，也不知为何，自打汉朝建立以后，汉中到陇西这一带就开始频发地震，导致周围山体常常发生巨大滑坡；这些山体滑坡日积月累，竟然使得天池大泽逐渐消失，以至于古汉水水位降低，水流变快，水运效率大不如前，且其河道从略阳处被截断为西汉水和汉水。也就是说，从汉水源头的宁强到略阳这一百多里，季汉北伐军的粮草只能走陆路，运输效率大减，基于此，诸葛亮发明了木牛。
所谓木牛为何物，众说纷纭，因为在《诸葛亮集》中，对其制造之法只有简要文字描述，没有使用说明，也没有设计图纸，而且这些文字描述也未免太抽象了：
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鞦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
我想大部分人看了这段话，仍然不知所云，专家们也只能通过“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的结果推测“木牛”可能是一种经过大幅改良的独轮车。而所谓“一脚四足”，就是有一个轮子和四根支撑木。运输的时候用一个轮子为支点分担巨大重量，停驻的时候则通过四根支撑木立稳而不致倾覆。而牛鞅可能是牛头下的绳索，牛舌是牛头下用绳索悬挂的木头，车行进时，木头正常晃荡，而需要停车时，绳索伸长，木头拖地，置于轮前，能够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这一套设计，实际上便构成了完整的刹车系统。对于山路崎岖的蜀中的运粮问题，自然是大有助益。而据其所称“载一岁粮（按居延汉简计算合今约650斤粮食）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则木牛的载量要比普通独轮车增加两倍以上（注1），可见诸葛亮改进之此种独轮车应配有齿轮机械部件，方能如此提高载量节省人力。另据《南史·祖冲之传》：“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可见在南北朝时期木牛流马尚未失传，还得到了南齐科学家祖冲之的改进，只可惜祖冲之也未能留下图纸，甚至连细节都未描述，只能令人凭空想象。中国古代轻视技术传承，扼杀科学发展（注2），竟以至于此，实在令人扼腕。
总之，有了木牛，汉军的后勤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几次北伐，季汉大军都没有超过一个月的，但发明木牛以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从二月坚持到了六月，长达四个月；而第五次北伐发明了水陆两栖的流马之后（详情等到第五次北伐时再细讲），季汉大军更是坚持了超过半年，若不是诸葛亮突然病逝，这次北伐恐怕还要持续下去。可见木牛流马之重大作用。
而所谓“诸葛连弩”，则是诸葛亮发明的高科技连发弩箭。据《魏氏春秋》记载：“诸葛氏长於巧思，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由此可见，汉朝连弩只能一发三连，诸葛连弩却能一发十连，一口气将发射效率提升了三倍以上。别小看这个进步，这在技术上太难了，因为自动上弦非常考验“牙”的精度，否则很容易发生类似手枪走火的事件，射到自己人那可就糟糕了。另外，诸葛连弩发射的箭矢能够长达八寸，也就是19.3厘米，比汉朝连弩提高了五厘米，杀伤力大增。此外，诸葛亮还改进了连弩的瞄准器（注3），使其精准度大大提高。
注1：孙机也认为诸葛亮所改进的正是《后汉书》中所提到的“鹿车”即手推独轮车，并提出鹿车在文献中多用于载人，如《后汉书·范冉传》载范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其所载最多一成人加一儿童，才仅仅约100公斤。参阅孙机：《载驰载驱——中国古代车马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9-125页。
注2：蓝勇发现，中国古代有关的技术文本也是较多的，但多是一种事功总结性文本，并不是一种技术性设计蓝本。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手工业技术的传承一直是经验性的父子、师徒口口相传为主，这种传承方式存在标准型不够、知识积累容易流失、知识互补不够等特点。比如我国古代川江木船制造技艺极其复杂先进，但完全没有准确图绘资料传世，其制造工艺完全保存在传统“水木匠”的头脑中，这种“先进制造技艺”与“落后传承途径”的矛盾，对于中国现代科学的产生造成了极大的制约（《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
注3：当时称“望山”，即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言“其侧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这种标有刻度的望山，正是起着现代步枪瞄准装置中定标尺的作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一支带有望山及刻度的弩机，刻度总高4.5厘米，最上刻线与机牙上端平齐，刻度用金、银线区分标注，度距从下自上递减，从7.5毫米到6.5毫米不等，让射手可以根据距离远近不同进行瞄准。
至于八阵图，也是诸葛亮为了对抗曹魏强大骑兵而“推演兵法”所作之阵法（注4），即《晋书·志第十四·职官》所言“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所谓“倚伏”，就是依托某种东西掩护和掩蔽部队。详细情况可见《晋书·马隆传》：“（马）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於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
所谓“偏箱车”，就是一侧加装了箱板装甲的辎重车，平常可以运输粮草物资，遭遇敌骑时便可相连（注5），化为移动的战斗堡垒与临时掩体，与鹿角（注6）、扎马钉（注7）等配合使用，进行复杂而灵活的排列组合后，便可形成机动灵活、攻防兼备的装甲部队，对高速进攻的敌骑构成障碍，并形成曲折而狭窄的通道，既可迟滞、阻碍敌骑的冲击，又打乱了冲入阵内的敌骑的战斗队形，从而使敌方强大的骑兵方阵，变成参差不齐且失去了速度的骑兵单体，战斗力大打折扣；而隐藏在车后的诸葛连弩就可以发挥其连发优势，对敌骑构成纵深的杀伤威力；同时，使用矛戟刀杖等兵器的士卒也在阵内掩护弩士，造成杀伤（注8）。另外在步车阵后及侧翼，还布置有少量游骑兵以备应援，并可以在关键时刻两翼包抄，完成最后击杀（注9）。
至于有关八阵阵法的具体变化，据隋唐时期兵书《握奇经》记载，八阵其实“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简单来说就是八面布车，鹿角与扎马钉填充车辆间的间隙，指挥官则藏在中心，形成井字状，然后大阵再套小阵，如俄罗斯套娃一般。唐初名将李靖则进一步表示，八阵图乃“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唐李问对》）。如此，主帅在中军阵中，如章鱼大脑掌控全局；而周围八阵，包括前后左右四个主阵，及前左、前后、后左、后右四个机动阵，则如章鱼的八个腕足，首尾相救，配合默契（注10）。所以诸葛亮发明此阵后，不无得意的说道：“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水经注·江水一》）
注4：据吴晗《阵图与宋辽战争》：“所谓阵法，就是野战的战斗队形和宿营的防御部署。”
注5：见《诸葛亮集·军令》：“敌已来进，持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后。”所谓连冲，就是连起来的冲车。
注6：即带有尖锐端头的树丫木桩，结成鹿角状，用于阻挡敌骑。
注7：传说扎马钉也是诸葛亮发明。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大概诸葛亮北伐期间使用了大量扎马钉，专毁曹魏马蹄铁，所以有此传言。在今陕西勉县以及定军山一带（诸葛亮汉中大本营）出土了相当多这种钉子，当地“土人（百姓）多藏之”（清代李复新《忠武侯祠墓志》）。
注8：见《诸葛亮集·军令》：“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诸葛亮真是“丁宁周至”之人，还特意写说步兵不得站立起来，否则会妨碍弓弩手射杀敌人。
注9：见《诸葛亮集·军令》“：连冲之阵，似狭而厚，为利阵，令骑不得与相离，护侧骑与相远。”意思说诸葛亮的这种连冲之阵，需要收缩正面，加强纵深，以抵御骑兵的冲击，另外要在阵型的侧后方留一部分骑兵作为预备队，以掩护阵型的薄弱环节。
注10：当然，具体的阵法变化早已失传，隋唐以后的这些研究、资料都是不得要领，皮毛而已。
诸葛亮并没有说大话，自从有了八阵图，季汉在与曹魏正面野战时就再没输过。后来晋武帝司马炎手下的名将马隆，也只是学了诸葛亮八阵图的一点皮毛，就能在近五十年后的公元280年，只用步卒三千，转战千里，大破鲜卑数万骑兵，斩杀秃发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平定了凉州。事实上，司马氏起初对老对手诸葛亮的兵法还是相当重视的，毕竟司马懿曾御口亲赞其”天下奇才也“，所以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后，就立刻派将军陈勰去学习诸葛亮“围阵用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后来晋武帝司马炎还让陈勰执掌禁军，每当御驾出入，陈勰便”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晋书·志·第十四章》）西晋大臣李兴在看过这些阵法后还表示：“推子八阵，不在孙吴”（《诸葛亮故宅铭》），表示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在孙吴兵法中见所未见。
然而很可惜，晋武帝死后，西晋的朝政开始混乱，诸葛亮的八阵图也渐渐失传了，到了公元347年东晋权臣桓温平蜀，路遇诸葛亮在鱼复（即白帝城）江滩上以大石布列的八阵图遗迹（应为诸葛亮训练阵法时用的定位点），满朝文武竟已无一人能识得此阵了。
为什么八阵图这么容易就失传了呢？因为在实战中运用阵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操场上操演一下就可以了。真那么简单，张艺谋都能做到，还需要什么兵法大家？事实上，在实战中布置阵法，有四大难点。
第一，面对敌人迅猛的骑兵冲击，我方如何才能做到先于敌方展开阵型，迅速从行军纵队变阵为作战队形？
第二，如何根据敌我双方的兵种与战斗力进行分析，合理配置战阵的正面宽度与纵深配比？如果宽度不够，我方弓弩手就无法实现攻击范围的最大化；但如果纵深不够，我方步兵又无法抵御敌方骑兵的冲击。统帅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变阵，毕竟我方兵力有限，如何才能做到最优？
第三，据说诸葛亮尝云：“布阵之道，在于临时先料敌之多寡，我之强弱，彼之虚实，象地之宜而宜之。”（《诸葛孔明异传·布阵》）战场地形复杂多变。统帅在指挥列阵之时，必须综合考虑战场所在地的开阔程度与地势起伏，以确定战阵的间距与密度，以及我军预备队的位置等。特别是预备队的布置，在攻防两侧都非常重要，要如何才能最快支援我阵与打击敌阵的薄弱处，这可是大学问。
第四，阵在动而不在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统帅必须精密计算，我军展开阵型要多久，两翼部队支援要多久，在这段时间，敌方推进到了什么位置，我方要在什么位置进行阻击，当防御出现薄弱环节，各阵应如何补充进去，而当阻击成功后又要kv.xx7.BiZ57如何准确抓住时机，从防御转为进攻？总之，阵法的运用是一个统帅军事战术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千头万绪，变化多端，没有精密而冷静的头脑，绝对无法胜任。在中国军事史上，几乎所有精通阵法的军事指挥官都是名将，而且是名将中的名将，其含金量之足，几乎可以称作军事艺术家。比如孙膑、韩信、卫青、诸葛亮、刘裕、李世民、李靖、岳飞、戚继光等。而那些所谓名将却未记载其阵法水平的，往往军事能力都有水分，要么是吹出来的，要么就是混出来的，要么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总之，晋王朝重文轻武，不重视培养军事人才，且对传统战车日益忽视，结果就这样轻易丢掉了自己对抗骑兵的最大武器，最终竟让五胡乱华、中原陆沉！直到百年后的军事天才刘裕自创车阵，一次以四千战车大破南燕数万铁骑，一次以战车百乘大破魏军3万多骑兵，一举将南燕与后秦灭亡，可以说是中国车阵的最后辉煌。再之后的南朝，刘裕后继无人，就只有被北方骑兵碾压的份儿了。
杜甫有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其实武侯遗恨，何止吞吴？相信若丞相晚生数十年，断然容不得胡虏嚣张！后世不孝子孙屈辱至此，真是耻对先贤（注11）。后来隋朝名将韩擒虎及其外甥唐初名将李靖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了诸葛亮八阵图的一些皮毛（注12），竟得以横扫天下，可惜就这点皮毛，后来也失传了。北宋时期面对日益严重的西夏与北辽外患，宋神宗倒是组织了一帮专家想要恢复此阵，可惜仍以失败告终。关键在于唐宋二代，兵书被明确列为禁书，私藏者要“徒二年”，这对其流传与保存是相当不利的。等到宋神宗时期兵书开禁，很多关键资料已经失传了，所以此后宋、明两代文人论兵之风气虽盛，但多是纸上谈兵；这些书生没有实战经验，又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强烈影响，这进一步加重了军事理论特别是阵法研究的神秘化与复杂化。大量的兵书，纯粹从兵阴阳的理论模式——诸如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八卦九宫，等等，推演出了五花八门的复杂阵法，玄而又玄，在实战中则完全难以运用，其末流甚至堕落为奇门遁甲的法术。宋、明两朝，兵书撰著之丰创造了世界之最，而在实际战场上疲弱不振，屡战屡败，与此不无关系（注13）。
看来，对于一个民族甚至文明而言，千万不能点错了科技树；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小说《三体》中的核心观点。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潜行的猎人，因为森林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着技术爆炸。比如两汉的草原骑兵还只是轻装骑射兵，卫青霍去病还可以吊打之；而到魏晋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了具装骑兵，中原文明不去发展对抗骑兵的技术，反而去发展什么玄学佛学理学，那可真是舍本逐末自毁江山了。
注11：故西晋末年永兴年间太傅掾李兴有感于胡虏荼毒中原，乃作《诸葛故宅铭》而怀念诸葛亮之神奇军技曰：“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陈，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
注12：北魏时柔然猖獗，大臣高闾亦曾提议朝廷选用6万士卒，要“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可见当时八阵图在北朝仍有一定流传。
注13：详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7期，《钟少异谈中国古代兵法及军事技术与文化》。
南朝的北伐（32）主笔：闲乐生朱晖义熙六年（410）二月左右，晋军统帅刘裕在北伐攻灭南燕慕容氏的回程路上，又收到了一个不妙的消息——当时盘踞广州的卢循天师道势力，乘着晋军主力远征，已兵分两路杀向建康：教主卢循自始兴攻长沙向江陵；其副手徐道覆则沿赣江北进，欲出寻阳然后直指建康。
到了三月底，更糟的消息传来，镇守寻阳的江州刺史何无忌主动迎敌，与徐道覆军在豫章遭遇，但刚一接战，晋军就大溃，无忌战死。
驻守姑孰的豫州刺史刘毅听闻何无忌战死，江州失守，不由大惊，只可惜当时他正生着病，不然肯定也要大举出兵去豪赌一回。
留守建康的建义功臣代表、尚书左仆射孟昶听说何无忌战死，吓得立刻举行朝会，商量要保护晋安帝向北撤退，去投奔北伐回归路上的刘裕。后来听说徐道覆大军一直驻扎在寻阳修整，迟迟没有向下游攻来，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暂时搁置此议，并派人紧急向刘裕报信。
此时刘裕正率部行至淮河南岸的山阳，他闻讯亦是大惊，没想到徐道覆这几年长进不少啊，只可惜了我的无忌老兄弟啊！当初若不是他到处奔走串联，大家如何能这么快驱楚复晋呢？不料今日竟死于天师道贼人之手，恸哉！
现在，刘裕最担心的就是徐道覆乘胜东下，建康有险，所以来不及悲伤，立刻下令全军卷起铠甲，轻装急行。同时自己带主要军官与数十亲信策马先奔，火速赶往建康。当刘裕一行到达长江北岸广陵渡口时，正遇到从建康出来北行的客商，刘裕向他们打听消息。行商们都说：“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所忧。”刘裕大喜，心上石头这才落了地。
众人正要过江，却遇到了大风，这就难办了。当时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之间的长江，远比今日壮阔，据说东晋时这段江面宽达40里，宋代变成18里，明代嘉靖以后仅七八里（注1），所以当时要渡江南下到建康，就跟渡海差不多。所以刘宋山谦之《南徐州记》记载：“常以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极为奇观，涛至江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总之是大浪滔滔，不下海潮，如遇大风，渡江舟船必有倾覆之危。可是刘裕着急回朝廷稳定人心，竟然又发狠豪赌道：“若天命助国，风当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说完不顾众人反对，下令登舟起航，结果船离岸后不久，大风就平息了。或许，作为京口老江湖，刘裕有一些预判天气的本领；又或许，一代赌王刘裕的赌运就是这么豪横，没办法，他老刘家都是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注2）。
四月初二，也就是何无忌战死后第十三天，刘裕回到了京师建康。另外驻守丹徒的使持节、督青扬二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领晋陵太守诸葛长民也率领所部数千人入卫建康。建康朝野人心稍定。
接下来，刘裕下令多造船只，只待伐燕主力返回建康，再与天师道军展开决战。然而驻扎姑孰的豫州刺史、卫将军刘毅却不想等了，前段时间他病了，所以让天师道妖贼耀武扬威了一下，现在他病好多了，于是上表朝廷准备西征。刘裕忙手书一封，劝刘毅先不要出兵，为表诚意，刘裕还特意拜托刘毅的堂弟兖州刺史刘藩带上书信亲自跑一趟姑孰。刘裕打开来信，见上面写着：“吾往习击妖贼，晓其变态（狡诈多变）。贼新获奸利，其锋不可轻。今修船垂毕，当与弟同举。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
刘裕也知道自己这话不好听，刘毅估计忍不了，所以为了让对方安心，刘裕特意承诺委他以“上流之任”，也就是要将豫州上游的原属何无忌的江州军政大权交给刘毅。按说这给的也够多了，但刘毅要的并不止是权利，他真正要的，是与刘裕同等的甚至更大的威望与地位。如今刘裕虽已北上灭了南燕立下不世之功，但也导致卢循起兵、后方着火、无忌遭难，所以刘毅必须独自打败天师道大军，自己做个救世主，就能翻身压下刘裕一头了。
于是，刘毅将刘裕的书信摔在了地上，对刘藩发火道：“往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真不及刘裕邪！”说完立刻征集豫州军府所有兵力共两万舟师，西上攻打天师道军。
《孙子兵法》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刘毅这心态就不对，焉能不输？
当初天师道在始兴起兵的时候是兵分两路，徐道覆的东路军沿赣江攻江州，卢循的西路军则由西江、灵渠进占湘东，然后沿湘江北进，与赶来阻击的荆州刺史刘道规会战于长沙。荆州军战败，刘道规逃回治所江陵固守。卢循进占湘江与长江交汇口的巴陵城，想进一步攻打江陵。徐道覆听说刘毅攻来，派使者飞马奔告卢循说：“毅兵甚盛，成败之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忧也。”卢循乃浮江而下，与徐道覆会和，然后一同向东迎击刘毅。此时，天师道大军已有战舰千艘，士卒十万（大多是湘、江二州投降的晋朝军民），另外还有九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八艚舰”（注3），甲板上建四层楼，高十二丈（合29.4米，有今天九层楼那么高），是天师道大将的主力旗舰。
五月初七，也就是刘裕回到建康后第36天，刘毅舰队进至寻阳东面的桑落洲，与天师道舰队相遇展开激战。这里正是当年刘毅、何无忌向上游追击桓玄打赢第一次水战的地方，可以说是刘毅军事生涯的福地。可没想到，时隔六年，这里却成为了刘毅的噩梦之地。刘毅的两万水军，一日之内被天师道大军打得大败。刘毅弃船逃到岸上，带数百人步行向建康方向逃命。其余部众，大部分都成了天师道军的俘虏，数百艘舟舰，以及堆积如山的辎重，都成为了天师道军的战利品。刘毅这数百l1.xx7.BiZ57人啥也没带，一路在南晋蛮荒之地辗转奔命，饥困死亡，最后回到建康的只剩十之二三。经此一战，刘毅威望大跌，但好在朝廷里还有谢混、郗僧施等门阀士族为他说话，所以最后没有被降职，而刘裕也好好宽慰了他一番，虽然那些好话比打刘毅脸还难受。
事实上，现在形势危急，也确实不是内耗纷争的时候。此时建康所有的兵力只有数千人，而且上游的西府历阳也丢了，豫州主簿袁兴国听说刘毅战败已举州反叛，投降了卢循——所以刘毅才不得不辗转流亡回建康，而不是回他大本营豫州。
北伐军倒是回来了一些，但由于一路顺风，首先抵达的竟是坐船回来的伤兵与病卒，步行的主力军反而还落在后面。而卢循的舰队如今已至寻阳，这一路又是顺流，虽水路千里但轻舟一日也可到达，卢循水军都是大楼船，数量又多会拥挤，速度会慢一些，但最多不到三天肯定能杀到建康。另外还有很多逃回来败兵也极力渲染天师道舰队的强大，言其“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而且广、湘、江、豫四州都已被他们占据，地盘已经超过了晋朝，就算北伐军主力及时赶回来，这仗也根本打不赢嘛！
听了这些话，朝廷里的逃跑派孟昶、诸葛长民等人更害怕了，于是重提迁都之意，要携晋安帝迁居江北去避难。孟昶、诸葛长民也是从京口打出来的建义功臣，就连他们都丧失了抗击天师道大军的信心，其他门阀贵族公子哥儿们的恐惧与悲观可想而知。而且孟昶是个“乌鸦嘴”，他曾预料何无忌、刘毅必然打不过卢循，结果一一言中。现在他又认为刘裕也打不过卢循，赶紧逃命才是上策。满朝文武自然纷纷附和。只有龙骧将军（三品靠后）虞丘进在朝堂上严厉驳斥孟昶等人的逃跑主义思想。虞丘进是北府老将，当年曾随刘裕多次讨伐孙恩、卢循，对这帮天师道妖贼非常了解，所以力挺刘裕。
刘裕的中兵参军王仲德作为没有根基的北来武将，虽然不敢在朝廷上面争，但私下里也跟刘裕郑重表态道：“明公命世作辅，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贼乘虚入寇，既闻（明公）凯还，自当奔溃。若（朝廷）先自遁逃，则势同匹夫，匹夫号令，何以威物！此谋若立，请从此（告）辞。”
刘裕心里也很清楚，现在朝廷绝对不能北撤，否则人心散了啥仗也打不赢。孟昶、诸葛长民等人身为建义功臣，当初一百多人的时候就敢反桓玄，如今怎么可能变得如此胆小无识（注5）？所以刘裕严重怀疑，孟昶二人北迁之议，并不只是为了躲避卢循，还是为了将后方空虚、卢循祸国之责任归咎于刘裕北征，更有可能是为了将朝廷控制在自己手中（毕竟晋安帝完全没有个人意识，在谁手中谁就可以完全代表他），而让刘裕这数千人在建康与卢循拼个你死我活，到时候他们再从容接收了南归的伐燕主力来收拾残局，从而坐收渔翁之利。刘裕这年已经四十八岁，但长子刘义符只有四岁，一旦刘裕出事，功业无人传承，其军事集团会立刻瓦解，其胜利果实也会被人立刻夺走。
基于此，刘裕在后来的朝议上大力否决了孟昶等人的提议：“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横尸（宗）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窜伏草间苟求存活也。我计决矣，卿勿复言！”
听到刘裕如此坚持如此霸气，诸葛长民等人识相的闭了嘴。但孟昶却不依不饶，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到最后他竟然也发飙了，说你刘裕要真觉得我没道理，干脆治我的罪杀了我吧！
刘裕顿时勃然大怒：“卿且申一战，死复何晚！”
事已至此，刘裕的决定已不可更改，他就是死也要把晋安帝牢牢捏在手中，而不会给其他人任何机会！而这样一来，孟昶就算是彻底跟刘裕了翻了脸。孟昶明白，无论刘裕此战胜负如何，自己都死定了，即使不死，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肯定完蛋了。与其等着被别人清算，不如自我了断算了，还能保住义士之名与整个家族的前途。于是孟昶回家之后便上表给朝廷，表示：“臣（刘）裕北讨（南燕），众并不同（众臣都不同意），唯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谨引咎以谢天下！”封好上表之后，他服毒自尽。
从何无忌到刘毅再到孟昶，徐道覆等于已经打死打残了三位北府大佬，真可谓北府克星啊！看来，刘裕是碰到对手了。
而对于孟昶，刘裕还是颇为唏嘘的。正所谓人死债消，事已至此，刘裕还是得念旧情啊，于是此后对孟氏家族也给了诸多照顾。比如孟昶一死，其弟孟顗便入仕成为刘裕的亲信，历任侍中、仆射、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会稽太守等高官。而孟昶的儿子孟灵休则袭封了孟昶的爵位临汝县开国公，刘宋建国后，孟灵休曾任太尉长史、秘书监，与何无忌的儿子何勗、刘裕的外孙徐湛之“并各奢豪”，可以说是刘宋版的“京城三少”。孟昶、孟顗兄弟是东晋末年有名的大帅哥，史称“并美风姿，时人谓之双珠”（《南史·卷十九·孟顗传》），其子孙后代的颜值可能也颇高，故数代与刘宋皇室联姻，贵盛无比。
相较于孟昶，诸葛长民的下场就很惨了。此次迁都之议，诸葛长民已经深深得罪了刘裕，只不过最后踩了刹车而已。事已至此，诸葛氏应该吸收孟昶的经验教训，稍微收敛一点自己的贪心与戾气。只可惜，诸葛长民没有这种觉悟，最终害惨了整个诸葛家族。当然，这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了，现在暂且不提。
注1：宋代《太平寰宇记》云“旧阔四十余里，今阔十八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明嘉靖以来，江面仅阔七八里。”
注2：《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围汉王（刘邦）三帀。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九州春秋》：“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刘）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
注3：所谓“八艚舰”，即用八个隔板将船舱分割成九个密闭舱室，即使某几个舱室破损进水，水流也不会在大船舱之间流动，能够使船舶保持一定的浮力和稳定性，降低立即沉船的危险。同时，隔舱板起到横向支撑梁的作用，增强了船舶的稳固性。这种“水密隔舱”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一些西方的学者认为，水密舱壁技术源自于中国人对竹子的观察，因为竹子的每一节的中间都有一个隔断，可是古时欧洲没有天然分布的竹种，所以这项被中国人使用了上千年的技术直到十八世纪的时候才逐渐的被欧洲人所效仿。
注4：吕思勉对此也有质疑：“夫昶岂草间求活之人？北迁之议，王仲德、虞丘进并以为不可，皆见宋书本传。岂昶之智而出其下？其欲出此，盖非以避卢循，而实以图裕也。”参阅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09页。
《春秋大变局》节选（22）晋文践土：由新型政治家与外交家组建的百年霸国诞生（1）主笔：朱晖（闲乐生）这一篇我们的主人公晋文公，名叫重耳。很多人都以为他叫zhong’er，其实真正的发音应该是chong’er才对，准确地讲应该是“重瞳”，因为重耳的两个眼睛很大，而且每个眼睛居然有两个瞳孔，是个相貌出众的大眼儿帅哥，这也是他后来招众多枭雄、美女喜欢的原因之一。
重耳的祖父晋武公本非诸侯，而是晋国公室中被封在曲沃的旁支小宗。按照周王朝的宗法制度，诸侯国与周天子一样，有大宗、小宗之分。大宗就是嫡长子，继承王位或诸侯之位，而其他儿子则都是小宗，只能做低一等的诸侯或卿大夫。这种依照血统划分的等级森严的宗法秩序，是确保周王朝在如此松散的分封政体下还能保持政局稳定的最大原因。
然而，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各国的宗法秩序纷纷瓦解，让位于权力与实力之争，而地处边缘的晋国在这方面走得最快。由于曲沃是个富庶大邑，水土肥沃（故因“沃水之所潆洄盘旋”而名“曲沃”），农业发展的更好，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曲沃位于运城盆地，南面有大量的华夏系小国以供扩张，而翼城位于临汾盆地的东北角，地势局促，还得抵挡东ju.xx7.BiZ57北方向上党高地上的赤狄势力，这导致晋侯大宗愈耗愈弱，而曲沃小宗因位于肥沃而宽阔的临汾盆地中心腹地，则得以越扩越强，渐有夺国弑嫡之野心。双方经过六十七年血腥厮杀，结果曲沃三代长寿宗主连杀五位短命晋侯，外加赶跑了一位（简直比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这三代还要拼），终以曲沃武公率师入翼吞并嫡系大宗胜出。考古也发现，晋侯大宗的著名先君晋文侯墓在春秋初期曾遭到大规模官方破坏，足见此两系战争之惨烈，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曲沃代翼”是周朝历史上第一次小宗取代大宗的篡位事件，如果事情发生在西周，周天子必然要联合诸侯诛讨之，然而东周王室已衰，诸侯内争，都无暇也无力管这事儿。再加上晋武公非常识相，将攻打大宗所获得的战利品尽数献给周天子，于是周天子接受贿赂，顺水推舟承认了晋武公的诸侯之位。此时乃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已是七十七岁的耄耋老人，而齐桓公正值壮年，并刚刚举行幽之盟初建中原霸业，为了拉拢很少过问中原事务的晋国，也将自己的小女儿齐姜嫁给了老迈的晋武公。晋武公已经这么老，当然不可能与齐姜有啥夫妻之实，结果晋武公的太子诡诸竟在病榻之前与齐姜私通成功，这简直就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春秋版本。
然而，齐姜并没有武则天的好命。第二年公元前677年，晋武公去世，晋献公即位，将齐姜封为夫人，但齐姜很快就去世了，只留下一子一女：女的叫做伯姬，后来嫁给秦穆公做夫人，男的叫做申生，被晋献公立为太子。
晋献公是东周列国中以铁血著称，他继位之初，由于公族势力强大，晋国的内政并不稳固。曲沃这一派，乃是小宗取代大宗，前车可鉴哪，特别是在和晋国嫡系大宗对抗的过程中，晋献公曾祖父曲沃桓叔、祖父曲沃庄伯的其他后代，也就是“桓、庄之族”都发展了自己的势力，隐然有尾大不掉之势。总之，晋献公感觉自己的位子坐的并不稳当，为了防止“曲沃代翼”的事件重演，他铁血狼心，竟用计离间桓、庄之族，使他们自相残杀，待其势力削弱，猛然出手，将他的这群堂兄弟乃至亲兄弟尽数杀死，然后任用没有根基的异姓大夫执政。也就是说，在其他国家几乎都仰赖公族执政，任人唯亲时；晋国率先实现任人唯贤，得以广纳天下才智，国力日盛。
另外，晋国的始祖本是周成王的幼弟唐叔，因他受封的时间已晚，中原土地早已被分封完毕，所以他获得的是一块接近戎狄的边区，也就是临汾盆地东部、汾河以东的百里地盘。这里本是唐尧与虞夏故地（注1），远古时期曾作为东亚农业文明的统治中心一千多年（注2），但自北方戎狄兴起，这里就成为一个文明废墟（《左传·定公四年》曰“封于夏虚”）与边防之国。就算到了晋献公时，晋国之侧仍有皋落之狄，“朝夕苛我边鄙，使无日以牧田野”（《国语·晋语》）。可见戎狄侵扰，这是晋国的日常。梁庚尧《中国社会史》还提出，这些戎狄其实就是当年夏人的后裔（（《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由于他们的文化经济停滞不前，所以到周代已被视为戎狄。许倬云也认为，这些戎狄很多都是姬姓，可能是先周迁往关中之前的夏裔同族（注3）。看来大家几百年前都是一家人，只不过周人如今阔了，所以和往日穷亲戚间有些不对付。
总之，由于常年与北方戎狄战争及联姻，晋人形成了尚武的性格，他们战力强盛，铁血悍勇（注4），且并不怎么喜欢讲规矩。当初周成王封唐叔在此时，就分给他“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并允许其治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也就是让当地夏商遗民做他们自己的职官（五正）以为怀柔（注5），并以当地众多虞夏遗民的礼俗来教导夏民，以戎狄的法律来治理归附的戎狄。我们读史就会发现，《左传》的历法（晋国的历法）比《春秋》的历法（周王朝与鲁国的历法）要晚足足两个月，这就是晋国沿用夏代历法的缘故。因为周历是以现在的十一月作为正月，而夏历却是把现在的正月作为正月（注6）。
所以，与齐国等中原人爱搞面子工程不同，晋国人的礼法观念比较淡薄，而且兼容并蓄，做事灵活，讲求实际。如今既然周室已衰，杀人灭国都没人管了，那还不赶紧大杀四方？于是晋献公将都城从“翼”南迁到了“绛”，也就是将晋国的政治中心从临汾盆地搬到了运城盆地，得到了更为广阔的扩张空间。
绛，即今山西省新绛县。其得名源头还是新绛县以北的绛山，与曲沃隔山相对。绛山其实就是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之间的分水岭，今名紫金山，自古以来就富含大量铜矿、金矿，山色也因此而呈现绛紫色，因而得名绛山。黄河流域铜矿资源大多都集中在中条山脉，而中条山脉最大的铜矿就在绛山。绛山铜矿、金矿支撑起了夏商王朝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野心与争霸，也支撑起了西周、春秋晋国与战国魏国的霸业。绛县的西吴壁遗址与曲沃的曲村天马青铜冶炼作坊便是绛山当年荣光的例证（国家人文历史《地名里的中国》）。
如此，有了充足的地缘优势，又有了发达的青铜资源，晋献公遂开始大杀四方，短短数年，就连灭了耿（今山西运城地区河津市）、霍（今山西临汾霍州市）、魏（今山西运城地区芮城县）、杨（今山西省洪洞县）等小国，并把耿、魏封赏给异姓k0.xx7.BiZ57大夫赵夙（赵国始祖）和毕万（魏国始祖）。紧接着他又向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北）假道，率军向南穿过中条山的谷地，再由茅津渡南渡黄河进入今河南三门峡地区，吞灭了实力不逊于晋国的的强大公爵诸侯虢国（注7），然后回兵顺势又灭了虞国。自此，晋国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国，西有河西（与秦接境），东邻河内，南至崤函（与洛阳盆地为邻），北边翟狄，将今山西省的大部地区尽收国土，成为了春秋中期时除楚国之外地盘最大的国家，为重耳后来成为春秋五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介绍完了重耳的父亲，我再来介绍重耳的其他家人：跟大多数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晋献公的性功能也强的出奇，老婆儿子一大堆：他在当太子时，便娶了贾国（今山西襄汾东）国君的女儿贾君做夫人，但贾国被晋武公灭掉后，贾君地位下降，又无法生育，没有子女，结果被废黜；然后晋献公便纳了他的庶母齐姜为妻，生了一男一女，此前已述。另外，他还在翟国（位于今山西交城，应为狄人中的一支白狄族）娶了一对姐妹花（非亲姐妹）狐姬和小戎子为夫人，她们分别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重耳与夷吾。这样还没完，后来献公又攻打骊戎（本在陕西临潼的骊山附近的戎部族，为男爵，此时应已向东迁徙），又抢来了骊戎之君的女儿骊姬、少姬来做夫人。献公所有的这些大老婆小老婆中，骊姬长得最漂亮，《庄子·齐物论》有云：“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是沉鱼落雁的原型。因此很为献公所宠。骊姬生个儿子，叫做奚齐，她的妹妹少姬生个儿子，叫做卓子。
值得注意的是，晋献公所灭的魏国、霍国、杨国、虢国、虞国都是姬姓诸侯，与晋同姓，再加上此前灭掉的贾、韩等姬姓国，晋国可与楚国并称灭姬杀手。其他大国也灭国，但多少要给周天子面子，不敢随随便便灭了姬姓国。楚是蛮夷，所以顾不得那么多，晋这么做就说不过去了（注8），更见其杂有戎狄之风（注9），且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味的“军国主义”国家。
总之，晋献公趁着齐桓公晚年霸业衰弱的时机，收买贿赂，玩弄阴谋，不择手段，假道伐虢，又内屠宗室、外灭同姓，还与戎狄及同姓通婚（注10），完全不讲一点周礼，简直将自己也当做戎狄了，这在春秋初年那样的时代还是太任性，迟早会出问题，果然，到了献公晚年，晋国就乱了。
跟很多国家一样，晋国内乱的开始，就是因为一个女人，一个美若天仙却心如蛇蝎的戎狄女子——也就是晋献公那位最美的夫人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承君位，因此整天在晋献公面前造谣污蔑，说太子申生想谋杀晋献公。晋献公虽然打仗治国很有一套，可是耳根子却软得很，枕边风一吹，就受不了了，一怒之下，就废了申生的太子之位。
但是，史书记载的显然有问题，晋献公一生雄才大略，他通庶母，杀公族，在位二十六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韩非子·难二》），平均一年要拿下两个国家，可以说是在一片尸山血海中创立了自己的铁血基业，岂会那么容易为一小女子所骗？我认为，这可能因为申生身份特殊，他既是春秋霸主齐桓公的外孙，又是铁血强邻秦穆公的大舅子，而且颇有贤名，在朝中有里克等一大批重臣支持，严重威胁到了晋献公的权位，晋献公这才想借骊姬等一帮佞幸之手， 除掉申生。事实上，如前所述，晋献公在此前已将自己的堂兄弟与亲兄弟尽数杀死，只剩他自己这一条血脉；如今他再杀申生，也是为他属意的接班人奚齐而杀的。总之，晋献公的行为自有其一以贯之的逻辑，与骊姬的撺掇关系不大。
注1：所以晋国最初叫唐国，位于临汾盆地的北部（原为帝尧之都平阳，即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带），后来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将都城南迁至临汾盆地中部（即今山西曲沃、翼城交界的曲村-天马遗址），因此地位于晋水之旁，国号乃改为晋。晋也是周易的一个卦象，有太阳初升之意（把字倒过来看），用作国名可以说是个非常好的意向。
注2：唐尧都平阳（陶寺遗址），虞舜都蒲坂（坡头遗址），夏末都安邑（东下冯遗址），全都位于由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组成的晋南地区，这里正可谓中国的王兴之地。事实上，考察尧都平阳陶寺遗址的葬制发现，当时已有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发现成组礼器与乐器）、祖先崇拜与宗法秩序（故中国人向来称自己的国家为祖国），且最高权力的继承已是世袭制，而不是所谓的“禅让”制（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在最近的电影《封神》中，商纣王所敲奏的鼓，就是一种陶寺遗址所出土的鼍鼓。鼍鼓即蒙上鳄鱼皮的木鼓，被誉为“万鼓之源”，先秦时代只在王级别的墓葬中出土，足见陶寺时期已出现了世袭的王。其实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易中天中华史·祖先》）？
注3：参阅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三联书店，2018年，104-105页。许倬云认为，周人在夏朝时曾生活在山西，后来才迁往关中的。
注4：据考古发现，晋国早期的生存环境非常残酷，其统治阶层亦连年遭受战争考验，在已发掘的晋国早期大墓群里，有多位晋国太子都是死于刀兵，遗骨上多有刀兵的痕迹。
注5：据《左传·隐公六年》记载，曲沃代翼时有“九宗五正”顷父派儿子嘉父出面，收留流亡在外的晋鄂侯。顷父、嘉父皆为殷商的人名（对于氏族族长，周人称“公”，殷人称“父”），足见“怀姓九宗”乃殷商遗民。
注6：夏人的历法自古就非常发达，早在其唐尧时期的都城陶寺遗址之中，就发现了一座以观象授时为核心的，兼有祭坛功能的复合型大型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所谓“观象授时”，就是观测天文、气象与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情况，并遵照上天的意志安排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生产活动，其实就是历法。《尚书·尧典》：“乃命羲和（即羲氏、和氏，乃中国史载最早大巫师重黎的后代），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出土遗址与上古文献都表明，中国最初观测天象以制定历法，就在这山西的唐尧虞夏王朝。至今，我国农民所使用的历法仍然主要是夏历（又称阴历，农历），可见其历法之发达。
注7：周文王弟弟虢叔后裔的封国。这是一支以猛虎为族徽（虢在甲骨文中，乃以双手与虎搏斗之形，意为勇猛似虎）的古老周人部族，，乃周王室的重要藩屏与左膀右臂，三门峡虢国墓群展示了其在春秋初年的强大（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编钟与铁剑，以及规模庞大的车马坑群）。而虢公亦世代为周王卿士，护翼周室，并代周天子征讨不臣。周平王、桓王时期周天it.xx7.BiZ57子甚至将原本由郑庄公专断的国政交予虢公，导致周郑大战；另外，当年曲沃代翼时，虢公也多次奉周天子之命，讨伐曲沃，救援翼城，并收纳晋国流亡公子，可以说是曲沃晋氏的世仇了。而作为春秋前期周王室的支柱之国，虢国被灭，对于周王朝的趋于衰弱甚有影响，对于晋国霸业的崛起更是意义重大。虢国被灭后，其遗民“以邑为氏”，并世居太原，故称“太原郭氏”（古时虢郭相通），后为中古时代一大著名门阀士族。
注8：春秋初期宗法关系还颇浓厚，所以晋国假道虞国伐虢时，虞君还盲目乐观，谓：“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岂不知晋人连自己晋国的同宗都灭，何况别国？
注9：晋国的天马-曲村晋侯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戎狄风格的器物，包括野猪、鹿和回首鸟形青铜器，都是草原地区流行的装饰。尽管铸造工匠把鸟塑造成孔雀形象，但它看起来是内陆大草原地区的猛禽的改造（杰西卡·罗森《祖先与永恒》，2011：441，461）。
注10：献公所娶的贾君、狐姬、小戎子、骊姬、少姬全都是姬姓证券配资APP，且其中贾君与狐姬姐妹还是晋国始祖唐叔之后。《国语·晋语四》记郑叔詹之言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隽才。”韦《注》：“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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